《凯迪真相大曝光》一出来，全国网民都震惊。以我8年的网络临床经验，《真相》描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可信的。我本人在约3，4年前，也去凯迪呆过，经常看到凯迪在显眼位置摆放着一些很低级的造谣帖子，而且从回帖情况看，这种明显的政治宣传垃圾还似乎很受欢迎，我当时纳闷得不行。要说我也不是个书呆子，三教九流，高人雅士，贩夫走卒都有交往，但看见对这些只需要基本智力就能判明真假的帖子，居然有那么多看起来人模狗样的人叫好，实在让我对我们中华民族感到悲哀（当然我后来知道了，这些虚假民意基本都是马甲党刻意打造出来给主子请赏的政绩工程）。于是我就开始回帖争论，我脾气不太好，不过也算老网民了，回帖知道分寸，凯迪上有些人是专门搞辱骂的，我心情好就回骂几句，大部分时间都摆事实讲道理，因为我知道，争论的目标是对着围观群众的，光是吵架效果不好。可就这样不到两天，我的ID就被封了，理由没有，大概是说我骂人吧，不过骂人百倍于我的马甲党却屁事没有。

这是没法说理的事情，不过从此我知道了那是个彻头彻尾的狗窝，是一些不知什么东西的家伙刻意经营出的一个宣传阵地，凡是对不合他们宣传口径的人和文，动用黑白两手（黑就是组织流氓马甲进行辱骂，白就是动用网管暴力直接封ID），坚决封杀清剿，以保持凯迪阵地宣传内容的纯洁性，并且主要是可以营造出一种虚假民意，以给他们的洋主子报政绩请功。所以这次洋人对汶川地震中国人的反应很意外，就是因为按照凯迪他们打造并且报告上去的虚假民意倾向来看，中国人都已经奴才化太监化了呀，只等着洋大人来接手了，怎么一地震，还震出那么多中华铁血好儿女，让洋人很惊诧了一顿。

6月11日刚看到《凯迪真相大曝光》时，其实我也没觉得多震惊，因为以我的亲身遭遇，《真相》里揭露的凯迪那些龌龊手段都是领教了的，只是没想到它们背后是外国老板，所以我当时骂了一句凯迪狗汉奸，就准备围观看热闹了。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其实就是看热闹，打酱油的，凯迪有外国大老板，而我们只有酱油瓶。

我这个人喜欢八卦，闲时喜欢浏览天涯杂谈，那里是最八卦的地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能给你八上几十层楼。第二天，我就想去天涯上看看，《真相》这个帖，八卦天涯上是怎么热闹的。可奇怪的是，居然安静得鸟都没有一只，在号称全国八卦能量最大的天涯杂谈上，你根本看不到一点关于《凯迪真相大曝光》的帖子和讨论，这T

开发商主导灾后重建将使这群逐利者大发国难财，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同时，开发商与地方腐败官员的勾结，将使大批劣质建筑物问世，成为制造悲剧的另一大隐患。开发商是皮包商，许多人把开发商等同于建筑商是错误的。中国的许多开发商根本不懂得建筑，他们只是利用建筑商为他们建设，并且是垫资为他们建设，由于开发商盘剥建筑商，不及时发放工程款，才造成大量的拖欠民工工资现象。对于开发商这群嗜血的逐利者，一旦让他们主导灾后重建，后果不堪设想。刘汉希望小学等5所学校之所以没有倒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建造它们的不是开发商而是建筑商——寒冰（暖之）

目前，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已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在此过程中，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地方建设部门与开发商频频接触，而许多开发商也不断去灾区考察。有开发商明确表态：“灾后重建，开发商理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发商在灾后重建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开发商毕竟是一个逐利的群体，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而灾后重建是政府所主导的由公共财政所支持的公共建设行为，当两者发生冲突，就不仅仅是利益上的冲突，还有立场与理念上的冲突。前者是追逐利益最大化，而后者是追逐公共产品质量的最优化。
实际上，在日本的兵库地震发生后，日本在重建过程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引用商业开发模式，他们充分利用的是建筑商的力量，而不是开发商的力量。在我们这里，许多人把开发商等同于建筑商，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在我国房地产产业链条上，规划由规划单位做，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工程施工有建筑企业负责，开发商扮演的就是“中间人”角色。而且，从资金来源上来看，许多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寥寥无几，主要通过让建筑企业垫资（向建筑企业转嫁风险和成本）、预售房（向购房人转嫁风险和成本）、直接贷款或假按揭（向银行转嫁风险和成本）等方式，来维持经营。既然如此，何不直接发挥建筑商的作用，而要让开发商再从中牟利呢？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强调：“灾后住房重建绝不能引入开发商。”他认为，开发商的逐利性只会抬高建房成本。他提出，为什么非要让开发商作为中间机构介入从中牟利，为什么不能回到最天然的建房模式？他表示，政府可以为灾民的住房建设无偿划拨土地，做统一的土地安排，并规定容积率，然后

灾区地震后有些房子也升值！

我从事新闻工作，因为体制的原因，不能到灾区去采访震灾，好在我的周围有一帮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慈善而有爱心，并且好多还是成功人士。前几天，我们商量说我们要给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让灾区的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因为大家把钱交给某些单位让他们去赈灾不放心，有个朋友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小朋友要给贫困地区的同龄人捐款，问妈妈要100元，妈妈给了他110元。并给他说，孩子啊，这钱100元是给灾区的小朋友的，还有十元是给贪官叔叔的，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有人收到钱后，用十元钱去救灾，100元给自己办福利了。
这些朋友们都是说干就干的，我们算了一算，在农村建一所学校也就是二、三十万的样子，这个钱让这帮朋友们凑起来可以说是很简单的。接下来，我和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灾区建学校的事，去灾区建学校有好多手续的，这是国情。但是我们得到的反聩信息却是现在想来建学校的人多了，建一所学校需要600万元左右。我们大吃一惊，地震以前建的倒塌的学校也就是四、五十万，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却涨了呢。难道震区的地皮也升值了么！
这也太反常了吧。
无独有偶，李承鹏先生在自己的博克中也写道：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最多花了五十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
地震让我们的同胞受尽了苦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灾后建学校的价格也会“一路飙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灾区房地产市场出出现牛市了。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后，说这个学校太高了，比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平还高，我们真的建不起！

北川县政法委张书记的呼救声折射出什么
　　　　“先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
　　　　从上面“先救我，我是张书记！”短短八个字里，完全可以看出我们这位张书记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官员，看起来我们张书记平时在老百姓面前耍特权已经习以为常了，要不然这个时候还没忘记告诉前来救援的队员们自己身份“特殊”，是张书记，我是张书记，要抓紧抢救，我们生命比老百姓生命主贵，可以放下老百姓生命不救，先救书记，这里，笔者要问咱们这位张书记的是，难道说你书记的生命比老百姓主贵吗？
　　　　一个小小县政法委书记又如何？大喊自己是张书记是啥意思？告诉救援人员你是张书记，让救援队员可以放下老百姓不救，先救你张书记是吧？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政府官员、人民公仆，在这个紧要关头，首先想到更多的应该是老百姓，应该问一问前来救援的队员们，我们老百姓伤亡厉害不厉害？老百姓们怎么样？老百的房屋倒塌有多少？学校、老师、孩子们……告诉前来救援队员们，我是张同凯，先抢救我们老百姓吧。可是，我们这位张书记恰恰相反，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而是自己，生怕自己不大喊是张书记，救援队员不先抢救自己，只有告诉前来救援队员自己是张书记，我的生命比老百姓生命主贵，可以放下老百们生命不救，要先抢救我。
　　　　可话又说回来，在生命攸关的紧要关头，谁都不愿失去生命，张书记告诉前来救援的队员们：“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也可以理解，假如说不告诉救援队员自己是张书记，身份特殊，不是一般老百姓，救援队员们慢吞吞挖掘，自己万一丢下性命，实在太可惜了，毕竟自己是一个堂堂县政法委书记，一个政法委书官虽不大，但“权”并不小，在北川县跺跺脚，比不上这次八级大地震，三、五级余震绝不成问题，老百姓是远远无法和政法委书记相比的。
　　　　张书记得救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没了，当然，这不是张书记造成的，是自然灾害。张书记？当你被我们英雄的救援队员们，千辛万苦从倒塌的废墟堆里救出来时，不知你说声“谢谢”同志们了，没有？如果你连这最基本的都做不到，你是否应该下岗了？因为你不配做一个人民公仆。（吴贤德）

日本对中国地震的看法和行动，我是感激的，在这一刻，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众素质！
这样说吧，如果日本也发生同样性质的事件，我也会和现在的日本民众一样，给于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仇恨已经在我的心底里扎根了，我不会因为来了几个日本人作秀般的搜救就改变对日本畜生的看法，哈哈太天真了，连日本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已经不反日了？？
光牢记有什么用？？你就是牢记千年，也不能改变什么！
我就是恨日本畜生！
我不会忘记日本畜生在中国最脆弱的时候举全国之力来屠杀中国几千万同胞的事实！
我也不会忘记直到现在普通日本人还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事实！
我更加不会忘记那一声声“支那”的叫声！
我们不需要日本人的理解，我们只需要自我强大！管他是不是年年“拜鬼”
我之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把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感发挥出来！
至于日本人怎么说，怎么想，于我中国无关！

整理出这个列表不容易，错误一定不少，不少企业的捐款额还是写高了，原因是企业对下属公司和员工的捐款重复计算，比如丰田、通用、福特、北汽等，捐款额度很大，但计算一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捐款几乎没有几块大洋。

戴姆勒东北亚公司一开始捐了40万元，被网友炮轰后发出的新宣传稿是“戴姆勒东北亚、梅赛德斯-奔驰及其合资企业为四川地震受灾群众提供的资援助已达500万元”，这个合资企业里包括那些，零部件企业算不算，员工捐款算不算，搞不清楚。

　　在诸多重量级企业中，下面的列表还缺少丰田中国和一汽丰田，“一汽集团与丰田及双方的合资公司决定，向成都慈善会捐助1000万元和10辆四驱SUV普拉多”，这两个企业下属公司众多，不知道这1000万怎么分，即便算的清楚，也应该排到后面去了，算了，不费力气。

话说回来，捐多少都值得肯定，但比较一下还是让人心里不舒服。那些被“权威”评选出来的、成天叫嚷自己是“最值得尊敬的企业”、“最佳社会公民企业”干什么去了。

　　都说商人重利，但商人也是有国度的，华晨、奇瑞、吉利、比亚迪、东南无愧是中国自主汽车的骄傲，而唯一排在前列的合资企业——广州本田，我们也不得不固执的认为，是因为他们第一个在合资企业中推出自主品牌才变得更具道义和责任。

　　记得很多年前，吉利李书福说：“如果发生战争，吉利的生产线会义无反顾为国家生产坦克等军用物资，合资企业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他们只会撤资逃跑”。当时的吉利，刚刚冒出一个尖，汽车狂人的话在不少人看来不过是哗众取宠，但“不少人”错了。四川大地震，吉利最早一批站出来，捐款1000万元，这对于利润微薄的廉价车生产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

　　最早进入中国的大众汽车、标致雪铁龙；销量巨大的一汽大众、上海通用；盈利能力最强的广州丰田、一汽丰田；单车利润最高的奔驰、宝马，对于他们，说声遗憾。遗憾这些企业并不真正属于中国，他们的首要使命是来赚钱的；遗憾中国自主汽车没有这样的大公司，否则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中国汽车人会更有实力为国家分担痛苦和悲伤；遗憾在过去的日子里，作为汽车从业者和消费者的你、我、他对自主汽车的支持还是不够，出于各种理由，我们还是把太多的赞誉给了外资品牌，我们错了。

　　爱心无限

看了《教师群像：大爱在瞬间成为本能》一文

即使铁汉也襟然泪下

这不是煽情，这是实实在在的感动！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

我一遍又一遍的质问自己

我能做到吗？？？

我不想欺骗自己

我艰难的承认

我也许做不到！

这可能就是伟大与渺小的区别...

我只能一次次的捐赠

去试图平息心中哪怕一丝的哀痛

伟大的老师

向你们致敬

原天国一路走好

天佑中华！

http://guba.money.163.com/bbs/guba_neimu/77320423.html
某中学（三中）这样捐款能对得起灾民吗？

为什么要捐？？我带头反对捐款，不是不想捐，平时国家收这个那个税，有困难就叫百姓捐？？什么世道？
你们也不想想改革30年百姓创造的财富那里去了，都变成外汇储备给美国人用着呢，中国百姓什么时候有点好处？我为什么要捐？
到处都是慈善捐款，眼见不捐一个人就活不了，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哪里都充斥着：救救我吧，好心人的论调。国家做什么去了？倒是火车对撞上的4个轻伤法国友人得到优先照顾，迅速送往北京华侨医院！
祖国啊，我其实很想捐，为地震灾区尽点力，可是我已经给你盘剥的连捐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捐？饭都快吃不安稳了，我拿什么捐？
我只能对天大吼：天佑中国，让中国的百姓过的有点尊严吧。
我只能为灾区人民祈祷！

现在很多人提出：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如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说明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应该改革分配制度以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不能顺应不正常的分配制度而少生孩子。并且既然大家生育意愿都已经很低，说明计划生育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更加应该停止计划生育，更加需要撤销计生委以降低行政成本（现在中国的行政成本全球第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政府的手都伸进了老百姓的裤裆和身体里，行政成本能不高吗？）。

　　中国现在民生压力大、养不起孩子，有下面一些原因：

　　1、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降低，2005年只占到10.91%。百姓收入总额（工资收入、福利、农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2、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3、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在基本民生方面（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比如，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的，仅占GDP的2-3%，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中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管理部门又将医疗、教育进行产业化，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操纵房地产。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